党风廉政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问题。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权力的廉洁和腐败，既是一种政治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制度是根本、是关键、是保证，必须建立以权力监督和制约为重点的“制度防线”。但制度绝不可能尽善尽美，更不是万能的，必须解决“制度管不到、管不好”方面的问题，发挥文化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建立与制度相呼应的“思想防线”。
思考之一：文化、廉政文化的内涵与特性
“文化”一词最早见于《易经》，其词源意义是“文治教化”，简而言之就是文治、德治，与武治、法治相对应。文化就其内涵，从广义上讲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常用意义上讲，是指与物质世界相对应的整个精神文明，包括知识，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道德信仰，如伦理、宗教；艺术，如文学、音乐、绘画。其中道德信仰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居核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廉政”的“廉”是指人对待财物的一种正确态度，“政”则是指政治、政权、政府。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在这种进步的义利观指导下，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就是廉洁从政，简称“廉政”。所谓“廉政文化”，就是关于廉洁从政的知识、信仰、价值观和与之相应的行为规范、传统习惯和社会风气的总和，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廉政文化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廉洁的政治文化、廉洁的社会文化、廉洁的职业文化和廉洁的组织文化。
廉政文化的特性：其一，廉政文化是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传播清正廉明、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和制度规范，最终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二，廉政文化是道德文化。其主要内容关乎如何修身立德、做人做官，是社会人文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廉政文化是群众文化。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是廉政文化得以产生滋养的土壤；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行动，是廉政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石。其四，廉政文化是实践文化。它既是理论观念问题，更是实践行动问题，离开社会实践，便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其五，廉政文化是综合文化。它渗透于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之中，是以廉政为主题的“文化”，又是以文化为载体的“廉政”，既倡廉又倡俭，既倡正又倡和，与和谐文化、节俭文化、法治文化等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思考之二：廉政文化像无形的制度，是反腐倡廉强有力的道德和精神力量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体现为观念形态和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一旦内化于心，便成为人们内心评判是非曲直的“法官”，发挥着导向人、激励人、约束人、凝聚人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廉政制度的作用是使人“想贪而难能”，廉政文化的作用是使人“能贪而不为”，前者形成的“廉”是基于外部强制力的“廉”；后者生成的“廉”是骨子里的“廉”。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无论制度如何完善，执法如何严厉，抗拒贪腐诱惑的最后防线，都在人能否秉持道德操守、坚守思想防线。文化一旦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将起到法律制度不能替代的作用。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指出：“道德教育净化理论的真谛，在于使政府官员并不只靠外力的制约，而是从思想上堵塞不法行为的产生，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和主观意志的法。”菲尔丁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法纪最松弛的国家，有良心的人会给自己制定出立法者所忘记制定的‘法律’。”因而，有人形象地说：“廉政文化就像一只无形的手，一张构建在心中的道德之网。法律制度之网能网住的是几条大鱼，道德之网所能阻挡的是所有的鱼。”具体来说，廉政文化对于反腐倡廉各种要素具有以下基础性作用：
一是有利于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反腐倡廉教育能否入耳、入脑，感召人心，既取决于内容又在于形式。“相貌端正，表情呆板”的说教常常使人敬而远之，“主题严肃、语言干瘪”的灌输常常使人望而却步。廉政文化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先进的廉政价值观念、制度和规范，“训育”社会民众养成良好的廉洁习惯，“化育”公职人员形成廉政信仰，其感染力、感召力、感化力在很多情况下是其他教育形式难以比拟的。
二是有利于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反腐倡廉制度没有文化情感的认同，就难以发挥预期的社会效应。研究表明，制度是人类管理社会的理性选择，但并非唯一选择，任何好的制度只对有制度认同和修养的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历史上用严刑苛法治腐的先例很多，因缺少社会文化基础半途而废、寸步难行而事与愿违的教训不少。如同“锁头防君子难防小人”一样。更何况制度永远存在漏洞，容易滞后。在充分发挥制度动力方面，文化的功能是使制度根植于人心，内化为价值观和信仰，最终转化为自觉维护执行廉政制度的行动。
三是有利于增强监督的感召力。反腐倡廉监督的真正伟大在于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政治文明，也就不可能有切实有效的监督。毛泽东曾经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廉政文化作为面向社会的大众文化，播撒廉政的种子，种植廉政的理念，其结果就是唤起人们的监督意识，把群众动员起来，形成人人监督政府、“人人问廉问贪”的局面。
思考之三：党政干部是全社会的道德标杆，要做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和表率
搞好党风和社会风气，“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党政干部模范实践廉政文化，既是从政要求，又是职责所在。党政干部的从政行为对全社会具有示范效应。如果权力滥用、腐败迭生，公众法律意识必然淡漠，社会道德水准必然下降。腐败者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影响面便越宽。在我国，有“上行下效”的文化传统，纵观历朝兴衰，风气衰败大都源于官场腐败，官员腐败是腐败社会化的诱因和“龙头”。即使在以廉洁为重要治理目标的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法治也不能不重视公职人员和政府领袖的道德影响。李光耀曾经这样讲：“我要是不以身作则，遵守制度，那整个国家的法治体系就可能名存实亡。”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风气不正的重要成因之一，就是有权有位的党政干部不清不正、贪腐滥权。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员应该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发挥廉政文化对全社会的导向教育作用，首先必须彰显党政干部对全社会的示范表率作用，用其先进的廉政思想和榜样力量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思考之四：廉政文化建设既要以党政干部为重点，又要面向全社会，重视环境和风气的改造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其主观世界也在受客观世界的改造。党政干部既是组织内的“政治人”，又是组织外的“社会人”，其党风廉政状况一方面主导着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又无时不刻受到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两者互相作用，互为因果。政治学有这样一个逻辑，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但在大多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社会民众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造就与之相对应的政府公职人员。社会庸俗腐败文化是导致权力滋生腐败现象的营养土，也是助长权力腐败现象蔓延成风的深层次原因。
从国际经验看，腐败在一些地方之所以泛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腐败在社会中被视为“正常”。而一些国家之所以能保持高度廉洁，其重要原因在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清正。如被评为世界上廉洁程度第一的芬兰，在廉政方面流行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啤酒，但如果喝上葡萄酒就危险了”。对贪污零容忍流淌在其民族性格与文化中。当腐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一切反腐败制度措施都将大打折扣。腐败现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社会丧失了文化和道德上的良知，失去了对腐败是非判断的素养。因此，“廉政文化”从全社会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廉洁文化”。“廉洁”既包括掌握公共权力者廉洁从政，也包括不掌握公共权力的其他社会成员洁身自好。廉政文化建设既要针对党政干部这个掌握公共权力、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重点人群，又要面向与党政干部有着鱼水关系的全体公民。后者相应工作都做好了，转型时期的经济社会环境就可以大大净化，党风廉政状况就可以大大改善，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大大加快。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要倡导廉政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我们必须构建这种廉荣腐耻的公民文化来激浊扬清、敦风化俗，形成不容腐败的社会舆论，努力占领和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
思考之五：廉政文化建设要认真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重视用先进文化武装人，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文化思想，廉政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把廉政作为政治学的重要内容来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经说过：“不可收买是最崇高的政治美德。”恩格斯也在著作中论述过贪污腐化及其对官吏的监督。由于时代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经历，但他们却在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防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公职人员产生上的普选制，人民群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制和罢免制，工人工资制和国家议行合一的政体。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同志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强调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要求全党做到“两个务必”。
始终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发挥自身独特的思想文化优势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宝贵经验。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到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再到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其中所蕴涵的浩然正气、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无一不是廉政文化的筋脉、灵魂、源泉和要素。面对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人心浮躁、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世风败坏的严峻现实，总结、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对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既重大又深远。
思考之六：廉政文化建设要扬弃传统，深入挖掘我国历史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积淀深厚的5000年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这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早在上古时代，“大道既隐”，贪人出现，虞舜就告诫官员，要“直而清，简而廉”。“廉”作为一种官德和治国思想，最早在西周初年《周礼》中有过论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思是说，考察官吏治绩的优劣，要从善（善于办事）、能（能执行政令）、敬（尽职守责）、正（品行方正）、法（守法不失，执法不阿）、辨（能明辨是非，头脑清醒）六个方面去进行。六种行为和品德，都冠以“廉”字，意思是“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可见“廉”在官德中居首位，是中国古代对为政者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借鉴。一是儒家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如强调为官从政要正，“政者正也”；主张“先教后刑”、“徒法不足以自行”，认为有了法律，还要具有道德高尚的人来执行法律；提倡“欲而不贪”、“惠而不费”，用理性约束私欲，节俭行事；重视文化人、以德治国等等，将政治和道德融为一体，有明显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征。二是政治文化中的清官现象。用诸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清正廉明、为民请命、铁面无私、伸张正义的清官典型，寄托理想，导向社会，榜样官吏，教化民众。歌颂清官，鞭挞贪官，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三是浩如烟海的贬贪颂廉文艺作品。最早在《诗经》的《国风》中，就有民间老百姓口传并经文人润色的讽刺贪贿暴敛的诗歌，如《硕鼠》。两千多年来，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晚清民初的谴责笔记小说，都有抑恶扬善，揭腐颂廉的生动篇章。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震撼力相得益彰，发人深省。同时，我们必须反对传统文化中催生消极腐败现象的毒素。特别是要摒弃封建的权力私有观念，强化服务人民的公仆意识；摒弃封建特权思想和宗法观念，强化法治意识；摒弃封建迷信思想，强化民主科学意识。
思考之七：廉政文化建设要面向世界，认真研究借鉴世界各国以文化促廉政的经验
反腐倡廉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文化视角抓廉政建设，把思想道德元素注入国家廉政工程，成为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有的国家不断丰富和调整道德行为规范体系，设立专司廉政文化的政府道德署，制定《公务员道德法》。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和法律调整的范围会相应地发生一些交叉变化，许多行为从道德领域中进入了强制性的法律范围，成为法律规范的一部分，而一些从前被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也会转入道德领域，成为道德规范的内容。有的国家重视经常化的廉政教育，带来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廉洁高效的官场风气。有的国家倡导“耻感文化”，虽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人们对“耻”的畏惧甚至超过了对“罪”的畏惧。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廉政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们要正确对待，借鉴其长，结合国情，洋为中用。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西方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对我国精神文明和人文道德建设的冲击和毒害，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防范抵制。
思考之八：廉政文化是一个春风化雨、持久显效的工程，必须构建长效机制
反腐倡廉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文化作为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要吐故纳新、使之改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应当看到，我国几千年封建历史文化传统遗传下来的旧观念、旧习俗还会长期顽固存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强势文化全面渗透，对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冲击，社会价值取向呈多元化态势。廉政文化建设，说到底就是用先进思想战胜落后腐朽思想，用先进文化战胜落后腐朽文化。这两个“战胜”，必然是一个此长彼消、我强他弱，充满斗争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像盖高楼大厦那样立竿见影，指日见效。这就要求对廉政文化建设的累效性有足够认识——工作越累积，效果越明显；时间越久长，作用越巨大。
因而，搞廉政文化建设，应当面对眼前现实，力求快见成效，但决不能满足于轰轰烈烈地搞几次活动、热热闹闹地掀起几个高潮就津津乐道、评功摆好，应当以长远的眼光、战略性的思维，在构建长效机制上下工夫，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来抓。针对当前“思想上不重视、责任主体不明确、协调机制不顺畅”等问题，在组织保证上，要明确“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司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在工作机制上，要注重整体和长远规划，加强前瞻性研究，明确各部门责任，整合各方面资源，强化服务保障，严格考评标准，强化奖惩措施；在依靠力量上，要完善党员干部、社会公众和专业工作者参与机制，搭建有效平台，充分调动三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工作创新上，要从政治、精神、物质多方面，对新理念、新作品、新成果进行激励褒奖，以促进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作者：监察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