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世界、中国、世博会。
世界
我认为正确观察世界、认识自己是我们制定正确方针的基础。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1946年4月，“二战”已经结束美苏冷战开始，当时世界上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还有一种说法是美苏之间会达成妥协。1946年4月，中国革命也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发动内战，攻打延安。1946年4月，毛主席写了一篇《关于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现在回头看，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是对的：第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第二，美苏之间不会破裂而是会妥协；第三，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国内问题上也要妥协。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论断非常好，指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59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之后被外交部录用，到现在我观察世界已经观察了差不多半个世纪。1957年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中央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会上毛主席就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说了一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听到这话我们在校大学生都很兴奋，当时大学生对于中央讲的坚信不移。但我投身外交工作之后，在美国住了十年，在欧洲住了十五年，多年外交工作的实践使我对国际形势有了进一步了解，虽然1958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占15%，但西方世界一天天烂下去了吗？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错了，看一看历史就会明白，美国、欧洲的科技革命在蓬勃发展，法国人自己称战后他们经历了光辉的三十年。而那时我国国内形势如何呢？1958年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搞大炼钢铁，炼出来的全是废料。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没多长时间粮食就不够吃了，实施定量供应，像男同学一人三十六斤粮食，后来减成三十四斤，后来减成三十二斤。这么比较一下，我们更容易看出当时我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错了。
再举个例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天皇之外，还参观了日本的现代企业和高科技设施，与企业负责人和资深经济界人士、技术管理人员接触交谈。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车间时，邓小平很仔细地听他们讲解，比较了当时日产汽车厂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长春一汽，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几十倍。小平看完之后感慨了一句：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起码浪费了二十年时间，而这个时候很多国家都在大发展，进步得很快，中国是远远地落后了。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世界、国内形势的估计对了，我们的大政方针就突破了。
如何认识世界的大变化？我认为认识世界变化要抓住三条。
第一，时代的变化和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是1916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论断，就是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讲这个话到现在94年了，我们回头看一看这个论断对不对？二十世纪很长的时间里，经历了中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一系列国家爆发的革命，这些都证明列宁这个论断是对的，列宁这个论断对中国革命和此前的俄国十月革命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但时代特点是变化的，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小平同志对外讲话时反复讲一个观念，就是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这个话听起来很平实，小平讲的言简意赅，但却很深刻，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现在提出和平与发展，这是个大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时的最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是决定中国内外政策的关键因素。1965年8月我从国外回到国内，领导让我到外交部工作， 我记得1965年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中国外国记者招待会，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深长。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会见记者的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毛主席见斯诺一谈就是几天几夜。新中国成立后，总理倒是经常出国访问，但在国内也没举行几次记者招待会，因此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1962年中国跟印度打了一仗，1965年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恶化，当时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陈老总在这个时候举行记者招待会，战争是绕不开的问题。
当时政协礼堂挤得满满的，驻北京的几十个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去了，中国记者就更多了。领导让我也去了，不是让我翻译，而是学习在这种大场合里怎么做好翻译，当时我们的做法是把陈老总的讲话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当讲到战争问题的时候，陈老总的几句话听得我热血沸腾。当时陈老总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从北边来，印度从西边来，美国、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们头发都等白了。
当时战争问题是中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虽然现在我们回头看时觉得当时毛主席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严峻，但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1969年3月，中国跟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小仗，几百人的规模。1969年5月到7月，中国和苏联又在新疆边防发生了冲突。按照这种形势估计，战争迫在眉睫。毛主席估计得很严峻，提出了九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九个字今天的年轻人听来，可能只是在耳边嗡一下过去了，而在那个时代，这九个字使得全中国地动山摇，全国到处都在挖洞，那时候我们的报纸天天讲：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准备打核战争。毛主席的这个方针在他跟外宾的谈话中也表现出来了，他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讲的时候又说，现在燕子已经低飞了。暴风雨来临前夕，燕子低飞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暴风雨也就是战争即将来临。
那个时候中国人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喊出的口号很厉害：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帝国主义。1969年发生了一件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想跟周恩来总理通电话，他的电话打到北京长途台（那时候电话不像现在的手机很方便），长途台有一批二十几岁的电话接线员，结果我们那些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就把他骂回去了，你柯西金是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有什么资格跟周总理通电话？然后去跟领导报告邀功说，我们对苏修坚持了坚定的立场。
“文革”期间一些青年人把英国代办处给烧了，后来英国代办处修好之后举行了一个酒会，邀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出席酒会。当时这样的事情外交部都是要请示中央的，那时候外交部的活动不像现在这么多，请示到了总理那里，总理同意去，并且说去了之后要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国代表道歉，中国政府是反对烧英国代办处的，那是一批青年人受了坏人的煽动才做的。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在酒会上见到英国代办准备跟他道歉，话刚到嘴边，看到几位北欧国家的大使过来。西方国家中最早跟中国建交的是北欧一些国家，比如芬兰、瑞典、挪威等。这几位大使见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跟英国代表在谈，都想过来听一听，于是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没有跟英国代表道歉。回去之后周总理问有没有跟英国代表道歉，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老老实实地说没有道歉，他把这个过程讲了一下，周总理就不太高兴了，他说，中国人做事光明磊落，错就是错，你不道歉，只好我出面道歉。结果周总理把英国代办请到人民大会堂，代表中国政府向他们道歉。总理这个做法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大国外交不能搞小动作，大国要光明磊落，错了就是错了，但要划清界线，说明那只是少部分坏人干的，中国政府是反对的。
“左”的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相当大。1969年9月3日，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了，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河内。9月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那个广场比咱们的天安门广场小多了，但我在现场感到非常震撼，五十万人集会，哭声震天，从没见过那种场面。苏联也派了党政代表团，柯西金带队。当时中国代表团有一套纪律，见了苏联人不理、不握手、不讲话。现在看这套纪律其实是“左”的思潮的产物，好像一握手就不得了了。当时的主席台上站在第一排的李先念副总理与柯西金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柯西金是有话想跟先念讲的，但先念看不见他，对方凑不上来，所以只有在葬礼结束之后，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向我们传话，希望在他回国途中停经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先念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非常重要，马上向在北京的主席、总理请示，北京回电同意柯西金停经北京机场。柯西金的飞机飞到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上空时得到同意他停经北京机场的消息后，马上调转机头飞到了北京机场，这就是对全世界产生振动的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