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妈妈”吴菊萍的故事，如夏日清泉，令人精神一振：杭州滨江区一女童从小区10楼坠落，素不相识的吴菊萍伸出双手，用身体阻缓了女童坠落，但自己的左臂被巨大的冲击力撞成粉碎性骨折。
勇敢的吴菊萍收获了全社会的赞誉，还得到了所在公司阿里巴巴的20万元奖励。自然，事后吴菊萍也免不了要回答媒体对动机的提问：当时是怎么想的？有没有意识到危险？为了让提问更有的放矢，这个“危险”被量化了：一般人手臂受重只有45公斤，但吴菊萍用手接住坠楼女童的霎那，相当于一个330多公斤的重物砸在了手臂上，用医生的话说，（这么大的力量）砸在脖子上就是瘫痪，砸在脑袋上就是死亡。
对此，有些媒体的结论是吴菊萍“根本没想过”，还有网友动情地总结：在爱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普通的力学。
这大概是一种固有的思路：道德是不能被“计算”的，道德楷模们之所以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非理性因素超越了理性因素。因而，在对各种好人好事的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根本没想过”成了英雄回答动机时的标准答案。
但笔者倒觉得，“母爱的冲动”并不一定完全是事实的真相。吴菊萍救人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在冲上去接孩子之前，她把高跟鞋脱掉了。这说明，虽然可能不是很精确地计算危险的程度，但吴菊萍至少是思考过的，并作了一定程度的防范，而不是像有些报道所说的那样，丝毫没有计算过利害得失，只是，她选择了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身之上。
这其实符合经典经济学对“理性人”的描述：人追求个人直接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也会追求他人或社会福利的改进——增进团体的利益，才能增进个人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吴菊萍秉承了人类利他主义的传统——作为一种社会基因之所以能代代流传，归根到底不在于其是天赋能力或一时冲动，而是“理性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集体的选择。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相对于某一个具体的情境来说，人的“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追求的效用最大化有时会产生冲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所说，“以为自己的福利，并为他人的福利时，较高的道德是非的计算是需要的。”用更直白的话说，必须权衡是当前个人利益为重，还是社会长远整体利益为重。
笔者以为，吴菊萍在伸出手之前，或许曾有过“较高的道德是非的计算”，她会想到风险，也会想到自己的孩子，更会想到从10楼坠下的那条小生命，这个利益的权衡，当时围观的人可能也有人做过，而吴菊萍给“道德是非”打了最高分。
吴菊萍是一位母亲，她的行为当然有爱的成分，或许“根本没想过”确是其当时真实的反应。即便如此，这种瞬间的条件反射，却必来自平日的“道德理性”——有以他人利益为重、以社会集体利益为重的价值观和道德心，才会有关键时刻的自然而然之举。
社会需要对道德心来源及其社会作用的理性和科学认识。价值观，需要日常的培养；道德心，需要一天天地养成。过分地渲染道德楷模们的“没有计算”、“爱的本能”之类，或许会让道德心变成为无源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