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英国人杰夫·希尔参加了在湖南长沙举行的“推广雷锋故乡流行语——这是我应该做的”主题活动。此前，他因为当义工照料长沙孤残儿童而被媒体多次报道，人称“洋雷锋”。人们不禁对他参加活动的动机感到好奇。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把雷锋作为榜样让人学习很有必要。而学会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能让学习变得更有意义。”杰夫·希尔认真地说。与他相呼应的，是成千上万参加学雷锋活动的中国年轻人。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40多年前因公牺牲的解放军战士雷锋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因为乐于主动地帮助他人而在中国家喻户晓。1964年，雷锋牺牲后，毛泽东主席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再次高调推出“向雷锋学习”活动，这被认为是中国正在开展的大规模的道德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分析人士表示，即将召开的2012年两会上，道德与文化建设也将成为重要议题。
中国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道德文化发展在不少时候却被视为“软肋”。
2011年，无论是倒在血泊中无人救助的“小悦悦”，还是徒手接住从10层楼上坠落女婴的吴菊萍，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思索。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说：“在电视上看到佛山小悦悦事件的视频，总共播了8分钟，我看的时候恨不得跳进荧屏去唤醒那些麻木的路人。”
“一方面是败德、失德的恶性事件经常发生。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道德的缺失越来越难以容忍，人民群众对良好道德风气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说。
“党和政府当然要回应民众的这种呼声，并将其落实到国家政策层面，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说。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坚决纠正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歪风邪气。
很多喜欢看电视相亲节目的中国观众都记得，在2010年的一档节目中，一位女嘉宾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是自己的择偶观。这一言论引起了网民和舆论的强烈质疑与批判。
“正常的娱乐节目无可厚非，但社会的道德底线不能突破。政府在这方面应发挥作用。”戴焰军说。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决定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2011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限娱令”，要求全国各卫视压缩娱乐节目播出时间，加强新闻节目比重。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国家扭转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的明确信号。
与此同时，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将报道视角下移，派出大批记者深入基层，与讨薪的农民工、摆摊的小贩以及环卫工人等普通百姓一起体验生活，报道他们的故事。
“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都在剧烈震荡。需要党和政府对此加以引导、规范，不仅仅是抵御消极的道德观扩散，更要用积极的手段大力传播积极的价值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说。
在传播主流的价值观方面，文化无疑是重要的载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说，他非常关注文化产业建设。希望今年的两会中，政府能出台一些有力的措施，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有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老百姓的幸福感才能进一步提高。”
